幕后花絮
2024年，一次偶然的网络检索，使我第一次注意到“楚山棕榈”（Chusan Palm）这一名称。“楚山”所指向的，是今日的浙江舟山——这一称谓源于近代西方对于“舟山”的译写，或许可以追溯至16世纪以后西方航海者经由地方方言所形成的音译体系。彼时，基于我对于“棕榈”这一植物仍停留于模糊且刻板的认知之中，两个疑问随之浮现：其一，作为典型“热带意象”的棕榈，为何会生长于亚热带地区，并以外来命名进入植物学谱系；其二，又为何偏偏以“楚山”为前缀，被固定在这一物种的命名之中。围绕这两个问题，我逐渐展开了《楚山没有棕榈》的研究与实践。在2024至2025年间，我以田野调查与文献考据两条路径并行推进这一项目。一方面，我在舟山当地展开持续性的野外调查，试图寻找“楚山棕榈”作为一种地方性植物真实存在的痕迹；另一方面，我辗转于舟山的图书馆、地方档案馆与历史文献系统之中，希望能够找到关于“楚山棕榈”命名及传播的历史材料。然而事实证明，这两项工作的困难程度都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预期。
一个极易被公众忽视的事实在于：在汉语语境中，“棕榈”既可以指代棕榈科，也可以具体指向棕榈属乃至棕榈这一单一物种。正因如此，在大众经验与视觉文化长期塑造的印象里，“棕榈”往往意味着那些与热带海滨、椰子、海风、落日等符号紧密相连的羽状植物。与此同时，地产景观与城市营造也不断利用这种想象，通过种植凤凰棕榈、华盛顿棕榈等观赏性棕榈，建构一种关于“度假”“奢华”与“异域”的空间氛围。在这种视觉消费与文化想象的双重作用之下，至少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棕榈”的形象几乎已经被彻底类型化。
然而，“楚山棕榈”并非上述那些高大、挺拔的羽状棕榈，而是一种扇叶型棕榈——其叶片如折扇般展开，也极少作为典型的景观植物被大规模栽植。正因如此，在最初两个月的田野调查中，我不断在城市道路、乡镇广场与海岛景观带中遭遇的，往往是凤凰棕榈与华盛顿棕榈；它们以挺拔而硕大的姿态，强化着舟山作为旅游海岛的现代形象。而我始终未能找到一棵真正意义上的“楚山棕榈”。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开始将调查的重心从日常生活空间转向更为原始的山林与野外。
与此同时，档案与文献的检索工作同样陷入停滞。在中文植物学历史文献中，我始终无法找到“楚山棕榈”或“舟山棕榈”这样的命名痕迹，于是只能转而通过其英文名“Chusan Palm”以及学名“Trachycarpus fortunei”进行交叉检索，试图在中文植物学体系中寻找对应关系。当时的我尚未意识到，“楚山棕榈”在漫长的植物学命名史中曾经历过数次学名变更，信息的不对称使得检索工作异常缓慢。直到后续逐步接触更多历史文献之后，我才意识到：所谓“楚山棕榈”，在中文语境中所对应的，其实正是狭义上的“棕榈”。
这一发现使我开始重新理解这种植物在中国语境中的位置。一方面，它本就是中国长江流域广泛分布的原生植物；另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它始终作为一种兼具经济价值与日常功能性的植物存在——无论是纤维、编织，还是民间生产，它都深度嵌入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之中。这种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发生改变。换言之，相比于我们印象中那些羽状、热带、充满异域情调的“棕榈树”，“楚山棕榈”其实一直生长在中国南方的山野、村落与河流之间。它从未真正消失，只是城市化进程与视觉景观的重构，使我们逐渐失去了辨认它的能力；或者说，是我们疏于进入田野，才最终在日常经验中“屏蔽”了它的存在。
此后的时间里，我开始深入舟山那些相对原始、尚未被完全开发的山野区域展开调查，例如普陀山、马目、里山、花鸟岛、翁家岙等地。不出所料，楚山棕榈出现的频率开始显著增加。尽管携带摄影设备与推车穿行于山地、荒坡与密林之间是一项极其耗费体力的工作，但每一次在杂乱无序的植物群落中重新辨认出楚山棕榈时，我依然会产生一种近乎“豁然开朗”的感受——仿佛一种长期被遮蔽的地方性经验，正在重新显现。
与此同时，我的文献搜集工作也逐渐从国内档案系统转向西方植物学原始资料的梳理。尤其需要感谢 Biodiversity Heritage Library 所开放的大量数字化馆藏，其丰富的历史资源帮助我陆续搜集到近两百份自18世纪以来与棕榈科植物相关的植物学文献。这些散落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不仅构成了“楚山棕榈”命名史的重要线索，也让我逐渐意识到：一种植物的命名、传播与观看方式，本身便深深嵌入殖民航海、植物学、帝国知识生产与地方经验之间复杂而隐秘的历史关系之中。
前期调研与构思阶段
2024年6月9日，在舟山市普陀区发现了第一棵楚山棕榈
持续近半年的田野调查与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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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楚山棕榈纤维造纸过程中的不断试错与调配
伪曝光图像的暗房与后期处理
影像《序曲：楚山没有棕榈》拍摄花絮